“炒猪团”泛滥
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,在利益面前,有些人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今年以来,猪价暴涨,在各个地方都在为稳定猪价而努力之时,一些不法商贩却在暗地里组成炒猪团,想方设法收猪、贩猪、炒猪。
比如,制造、散播疫情谣言,刺激养猪农民,大幅度压低价格收购生猪。
很多猪农遭受谣言诓骗后,担心发生疫情而损失更大,于是忍痛低价出售。
再比如,瞄准生猪价差大且省际间难以监管的地区,采用各种非法手段跨省偷运生猪,秘密交易,牟取暴利。
他们有的改装自家面包车,一辆车可以足足塞满24头猪。
有的,还改装小轿车。
更为过分的,连越野车都用上了。
为了顺利完成偷运工作,他们还会在调运手续、检疫证明方面大做手脚,甚至买通缉查人员,逃避监管,蒙骗过关。
就这样,一条条秘密交易线在黑暗中四处横生,它们如吸血蚂蟥一般,榨干了猪农,扰乱了市场,甚至视法律为儿戏。
简直可恶极了。
运一趟猪,可以净挣几百万
其实,“炒猪团”并非新鲜事,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过了。
在收猪业内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案例:
2010年,某浙江老板在年底时抓了5000头80多公斤的猪进行囤积,两个月后,将被养到120多公斤的猪抛售,一下子几百万到手了。
如此短平快的挣钱手段,让许多人看到了商机,于是,大量的投机者都涌了进来。
本来这种“低买高卖”的投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,也非常符合市场规律,但到了不法分子手中,这完全变了“味道”。
在利益的驱动下,他们利用各种不法手段,大幅度压低价格买猪,然后高价倒卖,以此获利。
就单拿跨省偷运来举个例子吧。
云南是国内目前生猪价格最低的一个省份,在国庆节以前,差距很大,生猪的平均价格和全国平均价格,一公斤可以差到10块钱以上。
一公斤差10元以上?这什么概念?
保守估计,运一头猪其毛利润就可以达上千块了。
万般欺骗皆为利来,万般欺骗也皆因利起,丰厚的利润差,使猖獗的非法跨省偷运现象变得十分严重。
今年9月5日,云南省农村厅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打击非法调运行动,共查获非法调运生猪超过1万头。
其中,仅在当天,仅在文山州富宁县一个地方,就查货非法调运生猪8千余头。
这直接就相当于一个大规模的养猪场一年的出栏量了。
猖獗的偷运问题被曝光后,云南省目前已加重监查力度,在其23个省际公路,10条主大道和省际间便道,民间小道上设卡检查。
由此,“炒猪团”的非法偷运行为得到了有效打击。
“炒”的是猪,害的是人
其实,任何一种违背真实性的“炒作”,都只不过是炒作者通过某些手段,来收割公众的恐慌和他们口袋里的钱财罢了。
比如此前的炒房、炒币,甚至是炒鞋,用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套路。
但这些“炒作”所带来的危害,却远远不及如今的“炒猪团”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
一方面,“炒猪”行为会给市场带来恐慌,不利于猪肉市场价格的稳定。
在“炒猪团”诸如散播疫情等下三滥手段影响下,许多养殖户将生猪大量地清栏出栏,这不仅会造成生猪价格会在短期内快速下降,而且也会致使生猪后续生产出现断崖式的快速下降。
这完全是与恢复猪肉价格正常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的。
另一方面,所“炒”之猪有疫病传播风险。
在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,我国猪肉市场形势颇为严峻,国家层面对生猪流动的管控也更为严格了。
为了安全起见,一般来说,必须要有“两证一标”或者更多的手续,才允许从事跨省调运。
很显然,“炒猪团”的违法偷运是没有安全保障的,不仅可能会传播疫情,还可能会危害食品质量安全。
毫无疑问, “炒猪团”的行为是典型的投机害民发国难财的行为。
“炒猪团”发的财都是不义之财。
“炒猪团”虽然炒的是猪,但实际上害的是人。
这既害了普通的养殖户,又害了普通的消费者,更伤害了整个市场经济的秩序。
所以,为了维护民生稳定,必须要对这帮害群之马予以最严厉的打击。